1922年成立的上海大学，是中共二大以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个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在中国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39年，毛泽东同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上海大学的实践的客观评价。

从党的一大到二大，经过列宁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启发和推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国情并正视初创时期力量弱小的现实，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有了初步认识，实现了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相应地，也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决定与其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上海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可以说，上大是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国共两党携手创办、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高等学府。

从1922年到1927年，上大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自创办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虽然办校仅短短五年，但成就斐然。在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及于右任、瞿秋白、邓中夏等关心、领导下，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建国人才，为党的事业、统一战线事业留下火种。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上海地区中共党员有50人，其中在上大工作和学习的有31人。1926年中共上大特别支部党员130人，是全上海党员最多的支部。同时，一大批进步民主人士在这里培育产生。比如，后来成为民革先贤的邵力子、张治中，成为民盟先贤的杨明轩、陈望道、胡愈之，成为民建先贤的施存统，成为民进先贤的郑振铎、周建人，成为农工党先贤的严信民，以及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台盟先贤谢雪红等。学校当时被誉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可以讲，当之无愧。

总结这一实践和启发，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把握规律、讲究方法，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共早期领导人注重群众路线、工作细致，以上大为实践阵地，深入陕西同乡会、共进社等26个社会团体组织，广泛联系发动群众，亲自做统战工作。同时注重党团建设，贯彻党的意图，领导运动。当时上大团员人数占到全市总数近二分之一，上大特别支部是团上海地委领导的唯一直属支部。上大师生直接参与了安徽、浙江、江西等多地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担任重要领导人，开展革命工作。这为党摸索统战工作理论方法、领导革命运动，提供了直接经验。

二是既联合又斗争，不折不扣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上大师生党员按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既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大区分部的工作，又开展党的工作，在行动上也积极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守政治底线，旗帜鲜明地站在统一战线的正确立场上，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坚决斗争。

三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为革命事业凝聚共识力量。积极与政治同盟者开展合作。国共合作共同创办黄埔军校，上大作为黄埔军校的秘密报名招生与考试点，为黄埔军校提供师资、输送优秀学员，为创建革命军队做出不懈努力。据统计，1—6期黄埔学员里每一期都有上大学生。上大、黄埔获得“革命之左右手”之称。同时注重思想引领，开展多种主义、多种形式的联合。一方面，上大兼收并蓄，宣传、教授马列主义、“新三民主义”等先进思想，为革命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在工人、平民等群体中广泛开展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为革命发动力量。举办平民学校，共产党员担任领导、教员，亲自编写教材、上思想政治课。师生深入工商联、总工会等团体，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喋血街头。可以说，上海大学之于五卅运动，犹如北京大学之于五四运动。

上海大学短短五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学校被强行关闭，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宝贵经验。统一战线与党的事业成败息息相关。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中，确立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于1939年首次明确了其法宝地位，并在不同时期根据形势需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1994年5月27日，在纪念上海解放45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新上海大学组建成立。民盟卓越领导人钱伟长出任校长，他坚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为上大绘就发展蓝图，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开创了学校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2007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学校看望钱伟长，高度赞扬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上海发展作出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今天的上海大学永远是老上海大学这所“红色学府”大学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赓续红色血脉，薪火相传、汇才集智、勇往直前，对此，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成旦红，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大学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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