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继续保持5%以上增长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

林毅夫预测，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可能在5%到5.5%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保持5%以上的增长。

由于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18%以上，所以即便是5%的增长，中国也将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1个百分点，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扩张作出约30%的贡献。

综合考量这些数据，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经济体之一，也将持续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最大的贡献，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提供推动力。

“综合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中国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状况，在有8%增长潜力的情况下，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机遇并存

在增强国内投资消费方面，林毅夫表示，中国的出口产业中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如果它们的增长潜力受到影响，也会损害民营企业对增长的信心以及进一步投资的意愿等。

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更积极的逆周期调节，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提供更多资源支持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政府也可以利用财政政策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不仅会进一步吸引投资，还将创造就业机会，为增加就业、提高消费增长率提供可能。

面对外需疲弱，林毅夫表示应该加强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推出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提升出口，比如“新三样”就是很好的例证。即使有些技术可能被美国“卡脖子”，但是那些领域的数量很少，中国可以依靠国内大市场，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使得生产力水平继续提高。

保持高质量发展中国具备哪些潜力和优势？

回击“中国经济见顶论”：不会步日本后尘

“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步日本的后尘，对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林毅夫在全国两会期间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对一些美国学者宣扬“中国经济见顶论”，把中国看作“下一个会与美国经济越拉越远的日本”予以回击。

林毅夫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人谈论日本经济会超越美国，结果不仅没超越，还与美国差距一路加大。他强调，日本的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

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尽管中国目前也面临老龄化挑战，但林毅夫指出，对经济增长而言劳动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即劳动力数量乘以劳动力质量。从中国人口看，过去是“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据他观察，包括中国在内，处在追赶阶段的“未富先老”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前10年和后10年经济增速不仅未降，反而提高。

为何步入老龄化还能实现经济更高增长？林毅夫认为，除上述“人才红利”外，处在追赶阶段的“未富先老”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较大。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也使得其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更强，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更快。

林毅夫还提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越美国，其代表的产业技术同样属于世界最前沿，但因美国技术打压，日本放弃了半导体芯片这一先进产业。中国在新经济绝大多数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且具备人才、市场等方面优势，哪怕有些技术稍有落后，中国也可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搞技术研发和突破。

产业政策支持方面，林毅夫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认为政府不该制定产业政策，由此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停滞，生产力水平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继续维持技术领先。”林毅夫说，中国这些年能在新科技领域有所突破，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相信，中国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也相信新质生产力会不断涌现，中国经济可以维持在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不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情形。

谈“人口拐点”：

过去是人口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

谈到人口拐点出现，林毅夫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现在也面临老龄化挑战，但对经济增长而言，劳动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即劳动力数量乘以劳动力质量。中国由于预期到了人口老龄化，增加大量教育投入，现在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从有效劳动来看，过去是人口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

林毅夫介绍，全世界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有53个，当中有27个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或更高，也就是已经是发达国家。另外26个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50%，还属于追赶阶段，这就是未富先老的国家。前一组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前10年经济增长率只是略有下降，但人均GDP基本没有变化。因为第一组国家新进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之前的劳动力相比变化不大，因为他们之前受教育水平就很高，人力资本提高有限。第二组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下滑，而且还在增长。因为他们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提高，有效劳动在增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林毅夫表示，相信中国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把创新摆在第一位，生产力水平会不断提高，不会出现未富先老的状况。

谈居民收入：一定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谈到居民收入，林毅夫介绍，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联合采用的一个标准，现在的标准是13000美元，如果跨过这个门槛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了，相信只要保持每年5%以上增长，快则一两年，慢则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跨过去，成为高收入国家。林毅夫说：“只要利用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有利条件，相信我们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我相信2026年也能够实现。”

谈到经济规模，林毅夫表示，按照现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是美国GDP的65%-70%。如果美国经济增长率相对稳定，中国在2035年之前每年有8%增长潜力，实现5%-6%的经济增长，中国会成为一个低水平高收入国家，仍处于追赶阶段，仍有后发优势，在传统产业上仍然有引进消化吸收的可能性。

在新经济上，中国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具有产业配套优势，所以技术创新潜力会比其他高收入国家还要大。在2036年-2050年应该还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实现3%-4%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届时经济规模会达到美国的两倍。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谈消费与投资：

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才能提高收入，提振消费

谈到消费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林毅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投资增长很快，长期来讲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曾经也有说法是，投资拉动经济不可持续，把过去几年经济增速下滑，归因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

“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态度，我认为效益非常重要，因为消费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发展就是要改善民生，让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当然是靠消费，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的前提又是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林毅夫说。

“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消费一直会疲软。没有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高的情况之下，消费很难可持续旺盛。”林毅夫强调，一个国家要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有比较高的投资增长。投资要能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投资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机会，进而收入就能增长，消费才能增长得快。林毅夫提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22年，年均经济增长9%，人均GDP增长达8.1%，消费增长每年也维持在7%，是全世界最快的增长。

林毅夫同样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要提振消费，最重要就要增加收入增长和收入增长预期。收入增长需要经济增长，需要生产力水平提高，要求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就需要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提供必要的融资条件和政策环境，“相信这样，消费会非常有活力”。

将“一带一路”项目

“成果导向型项目管理”提上议程

近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王燕、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徐印印联合撰文称，要打造“高质量的一带一路”，质量控制不应成为整个国际发展合作和金融框架中缺失的一环。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相关国家创造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

该文章认为，下一阶段，更多项目将向“绿色、智慧、数字化”迈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赋能。此外，随着中国合作伙伴的角色将从承包商转变为投资者，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更多建设-运营-移交(BOT)项目。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对于结果导向的项目管理需求将日益提高，以实现更好的管理、更大的透明度、有效性和问责制。

林毅夫等人提到，项目评估在中国的发展背景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国内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区域规划和政策执行已开展了类似评估工作，以确保项目走上正轨并实现预定目标。但由于问责及监管执行强度有限和制度限制等原因，这一能力并未在中国的海外投融资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咨询服务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但普遍缺乏国际视野。

文章称，总体而言，由于缺乏远见、市场信息不透明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有限，中国的技术援助或咨询行业与全球咨询行业相比仍然欠发达。很少有机构有进行海外项目评估的经验。只有极少数中国咨询公司出现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供应商”名单上，可为外援项目提供此类服务。与之相对，世界银行的供应商名单上有数百甚至数千家合格的供应商。

林毅夫等人指出，目前正是大力鼓励私营部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和专家为“一带一路”项目不同阶段提供技术密集型咨询服务的大好时机。经济咨询、可行性研究、项目规划、成果评估等过程相互关联且技术密集。例如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强制进行中期、事后和长期影响评估。大数据、卫星遥感、地理计量经济学等新方法均可以应用于长期影响评估。国际发展合作署应积极与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及国际组织专门机构合作，组织开展基于绩效的“供应商”资格审核，监督合规的“供应商”实施完工评估和影响评估。

气候危机、新技术(含人工智能)发展、全球供应链“重构”，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采取新的开放和跨境学习战略。建设技术密集型咨询服务业，可以打破信息茧房，搭建知识溢出桥梁，在国内外经济“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也符合咨询等各类服务业出口作为增长引擎的需要。

林毅夫等人建议，适逢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以及今年晚些时候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应将“一带一路”项目“成果导向型项目管理”提上议程，完善项目供应链质量控制，建议设立这种技术密集型国际或合资咨询公司。

来源：中国日报、红星新闻、中国新闻网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